法尊法师简介
法尊法师是现代著名高僧，佛学家，卓越的翻译家，不畏险阻的西行求法者，可称之为当代玄奘。法尊法师为沟通汉藏文化，弘扬藏传佛教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。他翻译了大量西藏佛教典籍，并写有不少论著，为藏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，也是我们研究法师思想的最好材料。随着藏学研究的发展，人们会对法师的论著，深为推重，缅怀法师的功德，比肩先贤，典型百代。
法尊法师，俗姓温，法名妙贵，字法尊。笔名避嚣室主、敬之，瑜伽行者道在。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十二月十四日生于河北深县南周堡村，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圆寂于北京广济寺。世寿七十九岁，戒腊五十九龄。灵骨塔建在五台山广宗寺。
法尊法师自一九二一年冬于北京法源寺受戒，数十年间高风卓行，大致为四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，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。法师学习西藏佛教前，先已在五台山出家，遇大勇法师，拜为师，拜为师，听讲经论，后来北京拜谒太虚法师，又在法源寺受具足戒，受戒后去南京宝华山学戒，最后又到武昌佛学院学习。从出家至武昌佛学院毕业，经过四年，法师对汉地佛学，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武昌佛学院毕业后，回到北京参加藏文学院学习。这是法师学习藏文的开始，当时法师只有二十三岁。一年后，由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生出发入藏，开始了法师入藏九年的生活，先后在打箭炉、跑马山、甘孜、昌都、拉萨等地，依止大勇法师、慈愿法师、札迦大师、格陀诸古安东大师、达朴大师、格登墀巴等学习西藏各种经论。法师在《著者入藏的经过》一文中说：“在康藏留学这几年中间，要算我这一生中，最饶兴趣，最为满意的一幅图画了。”一九三三年，法师接到太虚法师几封信，催促速归办理汉藏教理院事。回汉藏教理院，仅一年有余，法师为迎请安东大师二次入藏，安东大师已经圆寂，法师悲痛已极。在拉萨依止降则法王又学习了不少经论。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共十五年，法师两次入藏，遍访名师，广学经论，随学随译，为法师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佛经翻译家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：《菩萨戒品释》二册，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二册，《密宗道次第论》一册，《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》二册，《辨了不了义论释难》二册等。
第二阶段，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。法师第二次入藏归来，继续主持汉藏教理院工作，培养了大量人才。并往来于成渝之间，讲经说法。这一阶段是法师一生中作大贡献的时期，译著达到一个高潮。法师几部大的译著出自这一时期，如《地道建立》一册，《现观庄严论略释》一册，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二册，《必刍学处》一册，《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》一册，《入中论善显密意疏》三册，译补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一册，《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章》一册，《修菩提心七义论》一册，以及《辨法法性论》，《七十空性论》，《精研经释》，《缘起赞释》等。著名的著作有《现代西藏》，《我去过的西藏》，《西藏民族政教史》，《藏文读本初稿》等。法师还在《海潮音》等各种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译文和论文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法师精通西藏语文，不仅可以把藏文译成汉文，而且可以把汉文译成藏文。法师用近四年之功，终于将一部二百卷的《大毗婆沙论》译成了藏文。
第三阶段，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。解放后，法师参加了北京菩提学会翻译组，为民委翻译文件，如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社会发展史》等，由汉译藏，显示了法师对西藏语文的精深造诣。五五年法师为大百科全书撰稿。五六年后，到佛学院任副院长。这一时期法师写有不少论文，在《现代佛学》上发表。然而，十分遗憾的是法师这一时期的不少译著未能出版，有些已经散佚。我们能够知道的有《五次第论》、《七宝论》、《四百论颂》、《入中论略解》、《俱舍论略解》。这一时期，法师最大功绩是翻译了一部《格西曲扎藏文字典》。
第四阶段，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零年。"文革"期间，法师被打成黑帮，参加体力劳动，把脚砸伤致残。整整十年，法师的翻译工作是一段空白。一九七八年，法师翻译了《菩提道炬论》。法师在圆寂之前，两年半的时间里，还抱病完成了三部有关因明的译著。这三部是《释量论》、《释量论略解》、《集量论》，填补了汉文佛经因明学方面的缺典。这是法师一生中最后一个翻译高潮。
中国的翻译事业，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，汉文佛经基本上是从梵文翻译的。在相当于唐代的印度，佛教密宗发展到全盛时期，传入中国的西藏。西藏翻译了大量佛经，其数量远远超过汉文佛经。但有些佛经传入汉地，未传入西藏。汉地和西藏出了不少佛学家，写了不少著作。汉藏文字的翻译从唐代就开始了。吐蕃时期，有藏族大译师管•法成，在敦煌一带，翻译了一些藏文佛经，同时也把汉文佛经译成了藏文，这可能是汉藏佛经翻译的滥觞。元代有沙罗巴，已有《彰所知论》等，清代有工布查布，译有《造像度量经》等，但其数量很少。民国以来，大勇法师率领藏文学院全体学生西行求法，太虚法师创立汉藏教理院，九世班禅在北京成立北京密藏院，北京菩提学会等，翻译藏文佛经蔚然成风。有成就者，大有人在。如大勇法师，能海法师，观空法师，超一法师，严定法师，碧松法师，孙景风、汤乡铭、郭和卿、刘立千、王沂暖、古洗里•裒却多吉，虽然我们没有作细致的比较，但也可以看出，最有成就者应该是法尊法师。
法师译著颇多，有论文、论著、译著、讲记一百二十余部（篇）。根据西藏佛教的特点，法师显密兼通，几乎涉及到佛学的各个方面。如戒律、般若、中观、唯识、菩提道次第、密宗道次第、因明、历史、语言。法师翻译了不少西藏重要典籍，汉文三藏阙译本，亦有法师首翻弘通。法师第一次把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，系统地介绍到汉地，如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、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等。法师每有翻译，便融会各家，作出解释，有讲记，有释论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。法师精通西藏语文，无论是藏译汉，还是汉译藏都达到了十分纯熟的程度。历史上的翻译家玄奘，能梵汉互译。法师亦能藏汉互译。法师两次入藏，前后有十年的时间，对于西藏的地理、历史、宗教、民俗等十分了解。法师的《西藏民族政教史》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专著，法师编译的《宗喀巴大师传》和《阿底峡尊者传》等，则记述了西藏大德祖师的事迹。法师的《现代西藏》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，对我们了解西藏大有裨益。
一九九零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的《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》，收集了法师发表在《海潮音》、《康导月刊》、《现代佛学》、《法音》、《中国佛教》等杂志上，以及另外一些登载在其他书籍里的短小文章。法师从一九三零年随学随译开始，到一九八零年圆寂，为弘扬藏传佛教，驰骋了半个世纪，其功绩是翻译经典。而这本论文集则是法师佛学思想的结晶，是藏汉佛学研究的宝贵财产。
通过对法师文章特点的分析，从写作年代上大致分为早期文章和后期文章。
早期文章是法师第二次入藏前后写的，基本是在第一阶段末和第二阶段，有十多年的时间。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章有《评藏密答问》、《答〈评藏密答问随笔〉》、《答威远佛学社驳文》、《从西藏佛教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之建设》、《西藏佛教的建设》、《读虚大师佛教革命失败史之后》、《驳欧阳渐法相辞典叙》、《驳欧阳渐辨虚妄分别》等十几篇文章。法师游学西藏，刻苦钻研，得到藏传佛教的真传。回到内地后，看到一些人对西藏佛教的误解和不正确的认识，进行了批驳，当时法师正值年轻，理直气壮，大有压倒一切之势，同时对内地和西藏佛教如何建设，提出了一些建议，有些建议至今还很有用处。
法师后期文章，是解放后写的，基本上是在第三阶段，写文章的时间比较集中，主要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十年间。一九五五年给大百科全书撰稿，法师写了不少文章，主要是西藏的历史和几个有名的历史人物。一九五六年写了《略谈定学》。一九五七年后法师写的文章，介绍了西藏佛教典籍，如《宗喀巴大师的〈菩提道次第论〉》、《〈般若八千颂〉与〈现观庄严论〉对照科目》、《〈大般若经〉中一百零八句法简介》、《龙树菩萨的六部论》、《甘肃嘎登协主却稞寺学习五部大论的课程》。法师还写了一片关于因明的文章，题为《法称因明学中"心明"差别略说》。中观宗讲座是这一时期文章的写作高峰，也是最能体现法师佛学思想的一篇杰作。从以上可以看出法师后期文章的特点，主要是对西藏佛教的历史、人物、典籍、教理进行了论述，文章更加老练、成熟。法师的早期文章和后期文章风格迥然不同，而佛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一九八八年台湾文殊出版社编辑印行了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丛书，由洪起嵩、黄启霖编，收有《法尊文集》。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的总序对法尊法师的评价是：沟通汉藏文化，开创中国佛教研究新眼界的一代佛学大师。在《法尊文集》的封面上，写有"汉藏文化一肩挑"的赞语。可见，海外对法尊法师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。
法尊法师入藏的经过法尊法师自述
原载《现代西藏》附录
一、 入藏目的
在民国九年的夏天，初次听到大勇法师讲《八大人觉经》的时候，我便觉着出了场子家，应当做点出家人的事情，若是一天两堂殿地混下去，实在是对不住我出家的本心！但是做什么才是出家所应作的事呢？那时候便听见老修行们说，出离生死苦海，是出家的事。什么叫做生死苦海？怎么着才能出离呢？那时候我的心理太老实了，不但不知道那两件事，就是那两个很简单的问题也不曾怀疑过。又听见一般老修行们说念佛经生极乐，是出家人的事，这些话我也直当地承认，但是在闲暇的时候，常听到勇法师讲些过去高僧的故事，我便知道出家人，不但是念佛往生和出离生死，就是在生死之中，也还有翻译经论，主持正法等，应当做的事情很多。在民国十年的春夏秋三季，又受了勇法师的指导不少。冬季便在北平法源寺道阶法师前受具，勇法师亦在冬天便往日本去学密宗，就在腊月中旬，承我的戒和尚和宝华山的八位师父的慈悲，成就我们三个北方戒子，到宝华山去学戒。在次年的夏天，听开堂师父和五师父讲《天台四教仪》，这便引发了我听讲经的宿习，我便觉听经比学戒一齐向上排班和水陆焰口的味道来得浓厚。那时偏赶上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佛学院，有一位戒兄，写信告诉我，说那里一天有六个钟头讲经，还有两三个钟头的自习，我见了那封信，就像小孩子要到新年的样子，欢喜得不知道怎样才好。当时就抱定了一个必去的宗旨，可是没有人介绍，又没有人做保证，怎样才能够去呢？后接到勇法师由日本的回信，他很慈悲的允许给我做介绍和保证人，我便与宝华山的师傅们作了个暂别礼，顺风向西到了武昌，拜见了太虚大师，加入佛学院的团体了。在那里第二年冬天大勇法师回到武昌传十八道，各处的佛教徒无论在家出家，都有唯密是尚的风气，我也给勇法师当过几天侍者，我也学过十八道和一尊供养，虽未受过日本带回的两部大灌顶，但觉密宗的味道，也只有那么浓厚。在已经学过教理的人去研究他，才能了解他那里头的真实道理。若是那一般全无教理根底的人去学他，只能够学到一些假像观。上焉者，得到一点三摩地影像，和本尊的加被，那就要认为是即身成佛的上上成就，谁也不敢否认他。下焉者，得到一点昏沉和掉举，夹杂着一点魔业或鬼狐神通，那也要算是即身成佛了。我的根基很弱，既没有得到三摩地影像和本尊加持，却也没有得到魔弄鬼的大神通，所以我对于密法是很淡薄的。学是要学到究竟，行是行的稳当，我既不想讨巧偷乖，又不想超次越等，更不想说大妄语自欺欺他和自害害他。我是学归学，行归行，讲说归讲说，弘扬归弘扬，样样皆以老实心自居，老实话告人，我既不想骗人，我又不想他人的利养恭敬；所以我对一般朋友们，总是毫不客气地老实话老实说，犯不着护惜他，也不怕得罪他，爱听就听，不爱听就散，有几个朋友说我对于密宗害了冷血病我也就报他冷笑一声罢了。民国十三年的春天，勇法师在北平与白普仁尊者，一同闭关于善缘庵，修护摩法，法师便觉西藏的密法，比东密来得完善，他便发了进藏求法的决心，在勇法师的初衷本想一人独往，或带一两个同志，次经白尊者及诸位大护法的劝请，才发起佛教藏文学院的组织。那个初夏也就是武昌佛学院的毕业期，勇法师在北平传十八道，函我到北平相见，面商进藏的事。盖自从入五台山亲近勇法师之后，勇法师视我，就如象他的剃度弟子一般，时时事事没有不照顾我的。他由日本归来，本想在庐山闭关修成就法，他挑中的侍者，我便是第一个。他在北平把方针一变，他对我私人的计划，当然也要变更，所以就来函找我到北平面商。我在武昌听讲《三论》、《唯识》的时候，便深慕什显奘净诸先觉的清尘，继闻勇法师入藏的函召，当然是雀跃三丈唯恐不得其门而入了。那时候，我开离父母已经六个年头了，父母劝促一返的信函，也不记得有几十封了。我那今年推明年，明年退后年的复书，当然也不会欠文字债的。这年回北平，原定的是便道回家一望，略慰父母慈怀，可是因为勇法师急于赴杭传法，便把我回家的妄念打消。到了北平，见了勇法师，商定了进藏学法的计划。勇法师南下，大刚法师、密严法师、善哲居士及我，便作了个留平筹备员，八月间勇法师到北平开学时，便带了朗禅法师、恒演法师及几位居士同来。藏文学院开学了，充先生正式上课了，我们的迦喀也渐次地上了轨道，在这开学之后，又来了超一法师、观空法师、法舫法师等。到了第二年的春末，组织了出发的团体，一路上又是传法灌顶，又是说皈受戒，热闹极了。火车便是专车，轮船也是包仓。在汉口的时候，又加入了严定法师、会中法师等。也有几位老同学，来拦住我们，说些什么母院无人，西藏难去等理由，我只笑他的愚昧固执，他并不知我早有为法牺牲的决心。西藏再难也难不过奘公所行的高昌，和显师所经的关隘。母院再无人，也有虚大师在主持、诸同学在研究。西藏既有很完善的佛法可学可译和可弘传，他们理应赞助我们，鼓励我们才对，为什么反来阻止我们呢？因为都是好同学，只有各行各的志愿，我并没有发言反对他。那年的夏天，在峨嵋避暑，顺便做了个五七息灾法会，秋天在嘉定乌尤寺阅藏及《南海寄归传》，我对于义净三藏，起了一点真实信敬心，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些佛典经论，皆是我先觉牺牲了无量生命财产和心血身汗，更受过无量的痛苦、忧急、悲哀、热泪，才换来这些代价品。换句话说：我觉得这些经书上一字一画，便是一滴血和一滴泪的混合品，那时我们先觉发大悲心、大无畏心，立大誓愿和不顾一切的牺牲，所请来的和译出来的，我们做后学的拿起来的时候，至少也该想一想先觉的大心愿、大事业、大牺牲、大恩德，不应该自作聪明，忘恩负义地批评和诽谤。我们纵不能于先觉的辛苦事业上培福增慧，然也决不应该于先觉的功劳恩义上折福损慧才好。净法师的高僧求法诗云：“去人成百归无十，后者安知前者难。”我读那两句诗的时候，眼睛一定是个红的，因为泪珠的大小与葡萄差不多。他又说：“后贤若未谙斯旨，往往将经容易看。”他算给我们受了个预记。我受了他老人家说话的刺激，同时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，我对于前贤实在不敢起半点轻视心，我对于先觉的事业实在不敢起半点容易心。但是先觉的这种大慈大悲和大无畏精神，我羡慕极了，我也想牺牲一切地去学学先觉，我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，凡是内地所没有的，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。尤其对于义净法师所翻译的律藏，我很想给他补充圆满。西藏的密法，当然也不是例外的事。就是世间的地理、历史、工巧、医方、政治、文艺等，我也有学习的志愿。可是一个人的精力和寿量，是很有限的，能不能够达到我的目的，那就很难得预言的了。
二、 九年康藏留学
民国十四年的秋末，留学团由嘉定出发雅安了。可是这条路上是要经过好几处土匪的区域。我们全体分成了水路两道进行。自洪雅以西，就没有官兵敢做保障的。这时勇法师等，很有暂返嘉定待匪势稍息后，再继续进行的意思。但在一般处出门的同学们，是恨不能一步走到西藏的。对于土匪的危险，是毫无一点经验的，所以都很齐心的主张要走。勇法师也只好俯允我们，一方面请当地政府保护，一方面电请雅安孙总司令设法。时机很凑巧，中段的土匪也有受招安的企望，假借护送我们立一点功，所以用土匪作保商，把我们三十几个人安安稳稳地护送到了雅安。谢天谢地，才脱了龙潭虎穴的土匪窝巢。当时在雅安休息了六七天，就继续前进，由雅安到打箭炉，土匪的区域也不少，我记得由荣经出发的那一早上，遇到剿匪的军队回来，挑着几个人头是很可怕的。后来才晓得，是特为我们去除掉障碍的。第二日过大相岭的早上，又遇见土匪，可是放过了我们去，抢了后面随行的几家布商。后来才知道，也是说通了的，所以才能不抢我们。像这样走了十几天，才到了化城式的打箭炉，住在安却寺，就在这个冬季尾上，请了一位半蛮不汉的土著藏文教师，老实说一句，它的藏语虽比我们好，它的藏文实在还不如我们知道的多，过年了，开春了，同学们觉得无味了。我与朗禅法师发生了欲动的念头，不顾一切的，不问同学们愿意不愿意，我便毅然决然地要上跑马山去学经，哪怕与团体脱离关系都可以。在正式开会讨论的时候，勇法师、刚法师及诸同学都没有什么不愿意。就有一两位不愿意的，见勇法师不但不阻拦而且帮助，他也就没法反对，只有随我的自由罢了。我在跑马山依止慈愿大师住了一年，学了几种藏文文法和宗喀巴大师的《必刍戒释》、《菩萨戒释》和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。这一年所求的学非常满意，对于藏文方面也大有进境，对于西藏的佛法，生了一种特别不共的信仰。因为见到《必刍戒释》、《菩萨戒释》的组织和理论，是在内地所见不到的事。尤其那部《菩提道次第论》的组织和建立，更是我从未梦见过的一个奇宝。我觉着发心求法的志愿，总算得到了一点小结果。哪怕我就死在西康，我也是不会生悔恨心和遗憾的了。在这一年之中，藏人的生活过惯了，专门吃糌粑不吃米面，也试验得有几分成功了，民国十六年的开春，便是我们正式出发期，我和朗禅法师是搭的甘孜拉瓦家的骡帮，装作普通僧人进藏，那个生活是很苦的。到了甘孜，就住在商人家里。勇法师是支官差用官兵护送着进藏，一路上轰轰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尤其那沿途的县长官员等，皆是争前恐后地受皈依，学密咒，郊迎郊送，川边的蛮子们，哪里见过这样尊重有礼的盛举呢？也就是勇法师的气派太大，藏人误为国家特派的大员，西藏政府来了一纸公文挡驾，并有两张通知甘孜的商人，不准带汉人进藏。障碍发生，只得暂时住下了。在四五月间，朗禅法师回到木娘乡学经。我随勇法师，移住甘孜对河的札迦寺，亲近札加大师学经去了，尔时札公年德高迈，示现残疾，名义上虽是亲近札公，实际上学经的师父，都是他老座下的上首弟子，我依止俄让巴师父，听了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的毗钵舍那。后又依止格陀诸古，学了《因明初机入门》、《现观庄严论》和《辨了义不了义论》等多种。这位师父的年龄只比我大一岁，但是他的学问、 修行、道德和慈悲，那都是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不可测度的。我依止他老人家共住了四个年头，所得的利益最多。那修菩提心的教授，纯是他老人家慈悲恩予的，对于密宗深意，也由他老人家的慈悲，摸着了一点门路。我对于他的信敬心，是不可用言语来形容的事。他那慈爱的面容及那和悦的音声，令我生生世世也难得忘掉的。民国十七年的秋天，我久仰盛名的安东恩师，由廓罗来甘孜，朝礼札公，问往昌都建立道场的事宜。这是天予我的良好机会，由格陀诸古介绍，拜见了安东恩师，罄问了我积久欲问的许多难题。他老人家那种渊博学海，锋利剑芒，任你何等的困难死结，莫不迎刃而解。我受了教训之后，就五体投地地信仰，这是我初次所见的安东恩师，自此以后，就想长时依止安东恩师了。到民国十八年的八月初四日，札公大师示寂，正如人天眼灭。至初十日的早上，勇法师也逝世了，这时候刚法师在成都未回，身前只有我和恒照、密炎及密慧诸兄，这种不幸的丧事临头，我们是没有办过的，怎么办呢？慌了慌了，束手坐待是不可以的呀！于是我便东一头西一头地请格陀诸古来指导，札公的善后也是他老人家主办的，勇法义的丧事又找到他，这才见得到他老人家的真实修养，不慌不忙的，指出了一条通衢。我们几个人便依着所指示的一步一步地做下去，轻轻松松地把勇法师的荼毗事做好了。密慧兄回东古，密严兄回康定，恒照师也走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甘住守，春天刚法师和密严兄，由打箭炉来迎勇法师的灵骨回康定修塔，我也亲身送下去，重新亲近慈愿大师一个月，就在这个当儿，智三学兄也归了西。等到他的荼毗事办了，我才回到甘孜，依止格陀诸古，听受札公大师全部著述的传授。民国二十年的春天，我同朗禅法师、常光师、慧深师等四人，又进一步地到昌都去。朗禅、常光二师稍住数日即进拉萨。我与慧深师以亲近安东恩师为目的，便住在昌都求学。是年的春夏秋三季，受了四十余部的大灌顶，对于显教诸论亦略闻纲要。八月间又随恩师进藏，路过拿墟达朴大师处，依止达朴大师受绿度母身曼陀罗之不共修法等。十月底到拉萨，奉恩师之命，冬月间入别邦寺放札仓郡则，名义填在寺中，实际仍住拉萨依止恩师求学。民国二十一年，学习《因明总义论》及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。民国二十二年，学习《现观庄严论金蔓论》、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、《五次第广论》，三百余尊《结缘灌顶》，大威德《二种次第》及《护摩大疏》、空行佛母修法教授等。此外尚依止格登持巴听俱舍，绛则法王听戒律，颇章喀大师受胜乐金刚之大灌顶等。总之在康藏留学的这几年中间，要算我这一生中，最饶兴趣，最为满意的一幅图画了。
这几年的生活状况如何呢？我再为简略地叙述一下：当我在甘孜的第一年，是随勇法师搭伙食，吃的当然不错。第二年分开之后，我便用一个大瓦壶，满注上一壶冷水，在夜晚临睡的时候，把它安在一个牛粪充满的瓦缸子上，在给他蒙上一些御寒的破烂毡布之类，由那瓦缸内的牛粪烟子，把它渐渐熏热，乃至沸腾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起来先倒出一点洗洗脸，余者之中，放上一把粗茶半把蛮盐，这就叫做蛮茶，我在床上将早课诵毕，把它搬到床前，拿出一个木碗，半小口袋糌粑，一块酥油，几片生萝卜来用早餐。饭后便往师处候课听讲。中午回来，再喝几杯剩茶，揉上一碗糌粑吃，下午又上课去了。晚上随随便便地吃些东西，就算去了一天的时光。第二天还是原方抓药，一年三百六十天也是这一着棋。生活虽然窘迫，精神非常快乐，甚至有时候看书写书，快乐得忘了睡觉，这都是莫名其妙的事呀！在拉萨住的那几年，生活方面，差不多与前相同。学书诵经都忙得起早睡晚，连吃东西都要特别抽闲来吃。我在这八九年的光阴中间，对于西藏的显密教理，皆能略略地得到一点头绪，大概就是对于衣食住三项淡薄的缘故吧！
三、初次归来
在民国二十二年，连接的接到虚大师的几封信，催促速归办理汉藏教理院的事情，在我个人的观念上，实在觉得所学的不够用，而且想学的还很多。吃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到了西藏。放着宝所不住，哪肯轻易就回来呢？但是这里面有三种原因，我虽不愿意回来，也得回来：一、虚大师是我内地唯一无二的恩师，我对于汉文佛学，能得一知半解，皆是依止他老人家的教授得来的，他老人家是真实菩萨，终日为着整理僧伽、培植人才、复兴佛教、主持正法而忙，他在二十余年中，为扶持正法，创办学院等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耐了多少劳。现在办个汉藏教理院，命我去教一点藏文，我若是违命不去，岂不是给他老人家一个绝大的打击吗？我于报恩心理上能忍耐得过去吗？二、我初到昌都时，原是想请安东恩师来主持世界佛学苑藏文系的，因为他奉DL喇嘛之命进藏，一时难得出来，我将虚大师之函件呈白，他老人家也主张叫我先出来筹备一下，他再出来，师命如是，我又哪里敢违呢？三、我请安东恩师来内地的意思，写了一道呈文，启白于DL座前，DL喇嘛的答文上，说安东恩师出来的时机尚未到，顶好是我先出来。这个答复，更造成了我先归的铁案。就在那年十月二十七日作了我初次归来的行期。在行期的前六天，便是我好友朗禅法师圆寂忌日，他是害热病死的，在九月间他害了两次，幸喜DL太医的手段高明，皆给救住。第三次病返在寺中，离拉萨太远，没法延医救治，所以他就呜呼哀哉了！我对于他的期望心很重，我回内地筹备之时，还望他能时时代我劝驾恩师的，谁知他这一死，便弄得我后方接应无人，所以我对于朗法师之死，伤心极了，就在伤心之中，也勉强代他办理了丧事才动身，我那时觉得人生太无常了，太萎脆了，稍微遇着一点违缘，便要分出此世与后世的界限。西藏这块净土，今天一别，实不知还能不能重来！所经过的印度，即是我释迦牟尼如来诞生成佛说法示寂之国土，这些圣地若不饱饱的朝礼个够，下次能不能再来圣地，那更是不可预料的事了。因为这个无常观念，时时逼在我眼前，我便会狂了似的，由戈伦堡，直往金刚场，住了七天，修了点供养。又往鹿野苑朝礼转法-轮塔，又往拘尸那双林佛涅磐处朝礼一遍。次往尼泊尔，朝礼佛往昔施身喂虎等圣迹。这样转了一个多月，直到民国二十三年正月里才到加尔加大，又往国际大学看望一位故友，住了三天，回来便买舟东渡，往仰光朝礼大金塔去了。那里有慈航法师首创的仰光中国佛学会，会上同仁，对于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很有精神。我在福山寺里挂单闭关，住到三月底出关之后，在佛学会随喜了几次普通演讲。到四月初四那天，我便买轮归国，五月初到上海，特往奉化朝谒虚大师。在雪窦寺住了七天，便回上海往南京，会晤了谢次长、周局长、邓梦先、陈济博等一班故友，承密师父的涵召，重游宝华山。开堂师父已做了和尚，密承师也接了法卷。后往北平避暑，给安钦大师任了一夏天义务翻译。回家省亲一次，这是我离家以后第二次回家了。先是十四年四月里临赴藏的时候，回去过一次，那时我的双亲还在，唯慈母大人，因为我出家永别的关系，昼夜恒哭，哭得右目失了明，我觉得父母对于儿女的心太切了，恩太重了。但若叫我守在牢狱似的家里事亲，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事，假若出了家不务如来的正业浪费时光，非但对不住佛及师长，就连我的慈母也没法见面，这也是我学法志坚的一段小因缘。二次回家的时候，我的慈父已经去世了五年，后期的侄辈大多数没有会过。连探亲里一共住了十天，七月底到的武昌，八月间赶到汉藏教理院开学。代理虚大师的那副千钧重担，轻轻地就负在我的肩上，每天讲三小时的课，还要翻译校改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、《密宗道次第略论》和《菩萨戒品释论》等的文字。这里埋头苦干了两学期，二次进藏的机会就成熟了。
四、再度入藏
我这次归来的计划，是想筹备一下迎安东恩师的，如上段已略略地说过。我想迎师的原因，便是我觉得一个人用尽一生的精神去求学，也难得学好和学完善。尤其想翻译经论的同志们，对于汉文和佛学必须先有相当的根底，学好藏文佛学之后，才能够正式翻译。不然，就是将藏文佛学，学到第一等第一名格什的程度，仍然是个藏文佛学的格什，遇见真正翻译的时候，仍不免默然向隅。那与翻译经论和世间书籍，何益之有也？我若用尽一生精神，去专学藏文佛学，也不愁做不到第一等的格什，可是时间上许可我吗？虚大师允许我吗？恩师上人准许我吗？不，不，他们都不许我那么做。尤其是退位的老格登持巴大师，曾经教授我说：“你在三大寺，就熬到第一名格什，渐次升到格登持巴，想我这样头上打着一把黄伞，这也是干枯假名，对于佛法并无多大的益处，你如今先回去把宗喀巴大师的《菩提道次第论》翻译出来，在你们汉地建立起座正法幢来，那才对于佛法和众生做了真实的饶益。你若能设法将绛热仁波卿（安东恩师之名）迎接出去，把宗喀巴大师的显密教法，建立起来，那比考格什升格登持巴的功德，大得多哩。”他老人家的这几句话，固然是安慰我学业未成中途而返痛苦的方便谈，但是也给了我虚荣心的一个大顶门针。由此便造成了我第二次的进藏。我是志在翻译的，我的学业是未造成功的，若无一位显密圆通学德兼优的大善知识随时指导，我想翻译的事业是不会圆满的。我第二次进藏的目的，就是想迎我那位名满康藏位居王师的安东恩师出来弘法的了。
民国二十四年夏天，承阿旺堪布及蓉方学佛同人的函召，到成都去讲了一次经。蒙诸大施主的捐助，凑够了迎师来内地的路费。八月底回院，将院务全权拜托教务主任苇舫法师代理，于古历九月初一日，便下山东渡，绕道山西朝礼五台及大同云岗。道经平津，唔诸旧友，请其捐助印行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。此论印行成功，全赖平津诸友乐施的功德。十四日观光菩提学会成立典礼，留下了永不可忘的一点印象。十九日买轮南下，二十四日抵香港，住佛学会。二十八日又买轮南行，古历冬月初三日抵新加坡。船再北行，初十到仰光，住曾文银老居士之花园中，休息半月，应酬了些世法。二十六日买轮赴印度，二十九日便到加尔加大，住唐人街天益楼平商德茂永宝号。这晚阿旺堪布等亦到印度。因为携带的丝织品太多，海关上给扣留要税，这次见到行李太多的麻烦了。我也帮着到处托人设法。后由西藏政府来了个电报证明，英国人立即放行免税。英人对西藏的怀柔，真是令人不寒而栗。古历腊月十一日赴戈伦堡，预备进藏所需的一切行装。十八日与叶增隆先生一同雇骡帮进藏。为避英人的阻碍起见，凡至关隘，必须隐居密室，半夜步行逃过。一因年余来少于步行，二因新做的皮靴太紧，在十九日的下午便将两足后跟磨坏了两块，挤落了三个指甲，痛得我万分难忍，一步一咬牙，晚上住在桑零曲喀，一步也走不动了。在这一生之中，我算第一次受这种罪，我知道为法牺牲的诸先觉，也是吃过这种痛苦的，我在往昔生中，被贪嗔痴等所使，为追逐五欲所吃的痛苦，必大于这种痛苦的百倍。我今生出了家，为迎师弘法起见，吃这一点小苦，实在是应当值得吃，在这三界之中，吃这种痛苦和更大痛苦的众生多得很，他们实在是可怜，我应在此痛苦之上，代尽一切有情受尽一切痛苦，唯愿没有一个有情再受痛苦。我这样地推想了一阵，于是把脚上和身上的痛苦忘掉，瞌睡来了，我就朦胧睡到天亮，次日又勉强能走几步了，这样一天一天的连痛带病的熬到二十四日才到了帕克里，住在恒盛公大宝号，承马义才先生的优待，修养了几天，二十八日雇了白字仓两匹骡子，我与增隆一同赴藏，古历正月初一日，在途中最高寒的卡炉过年，除夕增隆煮了一些稀饭给我吃，--我病已久，一路全仗增隆照顾，同乡之情，深觉可感，--还说了两句笑话，便是说：“以后过快乐年的时候，别忘了我们的今天呀！”这样熬了十天，民国二十五年古历正月初九上午到了拉萨。在藏的同乡们皆出郊来接，同乡们在异域相遇，比亲兄弟还觉着亲热。出十见到安东恩师的管家，交来恩师手谕两件，是说他老人家绕道动锡，不来拉萨，叫我在拉萨请所需的书籍数驮，直回帕克理会齐东来。拜读之后，欢喜得嘴都合不起来，精神为之一振，身上的病痛也就消失了一半。在十四日的早上，忽见管家匆匆而来面带惊慌之色，我急问何事，他便说拿墟来了专差，恩师上人于初二圆寂了。哎哟！天呀！呜呼！苦哉！好象有一口热血，直往上涌，幸喜裁止得快，未曾昏倒。稍为叹息了一会，便急匆匆地往各处佛殿供灯，并发一长电告之内地诸檀越，十六日随管家等往拿墟。在止公地界遇天降大雪尺余，以后沿途尽是冰天雪地，更加是露地食宿，遂犯了腿部转筋的旧症，并新添了痢疾。三十日始到绒波寺，这是恩师圆寂的处所。在寺修养了几天，才加入代恩师修法的团体。古历二月十三日，为恩师荼毗日期，众人一致推我主法，乃以大威德护摩法焚化。十九日收检骨灰，于中捡得舍利子数粒。四十九日法会圆满后，又修护法神供养法数日，于古历二月初三日，结伴三人，先返拉萨。途中复遇大雪，露地生活较前次更多。因来时支有官马，沿途牧场尚可借宿，归程全系自马，唯可放牧野原觅柴自炊耳。直至十八日晚上，才到拉萨，住在同乡处。人困马乏至此为极。此后在拉萨养病，凡阅五月，即在此期中，亦依止绛则法王，听讲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、《必刍戒广释》和《俱舍论》等。自于每日略译《辨了不了义论》一页半页不定，总以不空过为限耳。第二次进藏的情形大概如此。
五、重归和志愿
迎师是扑了空，在夏季之中，虽亦另访了几位。有的是不愿来内地，有的是为事所阻，结果没有一位能同来。在八月连奉虚大师及汉藏院电信，促我速归。遂将所请之经书，包扎成驮。唯因时期尚早，河水未退，无有商人往返印帕间，我因回国心急，解友三先生，特派骡帮送印，只因经书太多，延时过久，古历十月初五，始到戈伦堡，住惠文皮工厂。将经书交转运公司转运。初十日即赴加尔加大，住与记宝号。十一日签回头护照，十八日买轮东归，惟在我动身之前，经书尚未运到，实属憾事！只好拜托友人到时再为转运了。冬月初五日抵香港，是晚即乘车赴广州，转粤汉车，初八晚两点半至武昌，住佛学院。在武昌住了半个月，讲了一部《二十唯识论》和《菩提道次第修法》并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中奢摩他的前半段。二十五日偕法舫法师、雪松法师、契惺法师乘武林船西行。二十九日到宜昌，三十日买民安轮票。古历十二月初一日开驶，初三日船在兴隆滩触礁，几乎葬身鱼腹，枯水行船，实在是令人胆裂。水手门七忙八乱地涂了些洋灰，勉强走到盘沱住宿。初四开到万县，赶忙换民苏。初七晚才到重庆，初十始平安回到缙云山。
回院后，很想休息调养几日。不过我是为佛法而发愿牺牲的，院务忙得很，并且离院一年多，全权是请苇舫法师代理的，把他辛苦了。专修班的课程，多蒙严定兄担任教授，我更是感谢到了万分。其余的各位教职员，都各负其责地热心做事，没有一位不令我感激的。我自己空跑了一趟，耽误了一年多的光阴，实在惭愧如地。迎师既未成功，事情乃当自做，肩头要硬些，脚板要直些，每日除在普通专修两科中教课外，尚需为法师们讲点戒律和密法。再有空闲，便是做我私人所愿做的翻译工作了。只要能够与佛法有真实利益，译书、教课、栽培后学，这当然都是我分内的事了。
法尊法师自述
法尊俗姓温，河北深县人，一九○二年生。在俗时仅读小学三年，文化很低。一九一九年，因家境困难，到保定府学做皮鞋。因长期患病，学业无成，与一九二○年春末，厌世逃往五台山出家，投玉皇庙瑞普（法名觉祥）师座前落发，法名妙贵，字法尊，即在庙随众劳动。早晚学习念诵功课。
是年秋，大勇法师、玄义法师等路过本寺，遂请勇师讲开示，勇师即日略讲《八大人觉经》，次又讲《佛遗教经》，遂对听经发生兴趣。
一九二一年春节，广济茅蓬打念佛七，我去参加，七后即住在茅蓬参学。是夏听大勇法师讲《弥陀经》等，又听远参法师讲《梵网经》，对经论中的名相有了点粗浅的理解。
是年秋，太虚法师应北京佛教界邀请，在广济寺讲《法华经》，大勇法师要到北京听经。是年冬，法源寺道阶法师将传戒，我要到京受戒，遂跟随大勇法师到北京，礼谒了太虚法师，听说准备办武昌佛学院，予请入佛学院学习，蒙太虚法师面许。是冬在法源寺受戒后，即随传戒诸师到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学习传戒法。
一九二二年夏，在宝华听讲《天台四教仪》，兼阅《教观纲宗》等，对天台教义，略有所知。冬初，听说武昌佛学院开学，遂下宝华山前往武昌。在佛学院先学《俱舍颂》、《因明》、《佛教史》等一般论述。次年则听讲"三论"、《解深密经》、《文殊般若》及《成唯识论》等大乘空有两宗的要典，又听了《密宗纲要》等。对于大小显密得到了一个轮廓认识。
一九二三年冬，大勇法师由日本回国，在佛学院传授十八道，余亦预其法会，学了文殊修法。
一九二四年，大勇法师在北京筹办藏文学院，准备学习西藏所传的教法。是夏武昌佛学院毕业后，我即回北京参加藏文学院，进学藏文。
一九二五年，太虚法师在北京中山公园讲《仁王护国般若经》，又在藏文学院讲《摄大乘论》，余均预法会。是年初夏，藏文学院全体出发进藏，路经武汉、宜昌、重庆，后到嘉定，登峨眉山避暑、打七。秋初下山，因无走山路经验，下山急跑，将到山脚时，两脚已寸步难行。抵达万行庄时，已日没很久，次早起床，足不能履地，在庄上休息数日，始返嘉定乌尤寺。
在万行庄休息时，见室堆有大藏经，遂翻阅律藏数卷，到乌尤寺后，遂借阅《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藏》。同时为加紧学习藏文，手抄《四体合璧》一书中之藏汉名词（世俗语）四册，又抄日本出版的《四体合璧翻译名义集》中汉藏文名词（佛教语）四册，作为随时参考的资料。
是年冬，经雅安，越大相岭到康定，住安却寺，特请一位邱先生教藏文，前在北京藏文学院教藏文的充宝林先生，即康定充家锅庄人，是康定跑马山慈愿大师的弟子。旧历年底，充先生亦回康定。
一九二六年春，大勇法师，朗禅法师和我同上跑马山，亲近慈愿大师，先学藏文文法《三十颂》、《转相论》、《异名论》、《一名多义论》、《字书》等关于藏文的初级书籍。次学宗喀巴大师讲的《必刍学处》、《菩萨戒品释》、《菩提道次第略论》等佛教正式典籍，为学习藏文佛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。
一九二七年，大勇法师率领一部分同学支官差进藏，我和朗禅法师则搭商人拉噶仓骡帮进藏，抵达甘孜时，西藏政府来信阻止汉僧进藏（当时康藏有隔碍，疑心我们是政府派遣的，所以阻止）。我们因此就住在甘孜札噶寺学经了。
我在札噶寺依札噶诸古数年，初学《因明入门》等书，次学《现观庄严论》（参阅各家注疏）、《辩了义不了义论》，听受了札噶大师的著述和许多传记文类。我在这期间内，试译了宗喀巴大师的《缘起赞》并略加解释。摘译了《宗喀巴大师传》和《阿底峡尊者传》，俱在《海潮音》上发表。还译了几种小品教授，今已遗失。
一九三○年（记不准了）春，到昌都亲近东格什，适值传金刚蔓论法会，受该论中四十多种法。夏季学了一点声明知识（可惜未学全），秋后随安东格什进藏，冬季抵达拉萨。
一九三一年以后，依止安东格什，学了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、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、《密宗道建立》、《五次第论》、《入中论》等。又在此时，开始译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是时汉藏教理院已成立，太虚法师多次来信催促我回来教学，遂结束学业。
一九三三年冬初，离开拉萨，搭商帮，往印度，准备由海道回国。在印度期间朝礼菩提扬、波罗奈斯、拘尸那等圣迹后，又往尼泊尔朝礼许多圣迹。
一九三四年春，到缅甸仰光，朝礼大金塔，住到初夏，乃乘轮经槟榔屿、新加坡、香港，六月间抵上海，到宁波育王、雪窦，谒见太虚法师，汇报数年来学法的经过。次回上海，到南京小住，安钦大师为南京诸信士传吉祥天女法，邀余代译语。次到北京，回俗家一望。是夏安钦大师为北京佛教界在密藏院传法，余为译语。仲秋乃经武汉，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，担任了教学工作兼管理院务。是时继续翻译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为同学讲授。又举《必刍学处》、《菩萨戒品释》等。
我原想迎请安东格什来内地宏法，以便学习一切未学到的教理。但迎请大德必须有足够的经费，而筹此费用，亦非易事。是年年底会见了阿旺堪布，彼邀我到成都讲经，以便筹款。时有胡有章居士到汉藏教理院，亦极力劝我去成都讲经，为迎师筹款为宜也。
一九三五年夏，应阿旺堪布之邀，遂赴成都，先为阿旺堪布译语，讲颇章喀大师所造之《发愿文》。次讲宗喀巴大师的《缘起赞论》。筹集了迎请安东格什的路费。秋季，即再度进藏。冬季到拉萨，但因缘不具，不久安东格什圆寂，我数年计划全成泡影。世法如是，无可奈何。
一九三六年，依止绛则法王学法，听讲《必刍戒》（德光论师的律经）、《俱舍论•随眠品》等，是年在拉萨翻译《辩了义不了义论》及《释》，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及《密宗道略论》，在武昌出版。秋后仍绕印度由海路回国，请回《藏文大藏经》和宗喀巴师徒的著作等。
一九三七年夏，到武汉，准备到北京参加安钦大师传法的法会。因"七七事变"未果。秋后请太虚法师一同入川，在汉藏教理院讲学。是时承太虚法师嘱，遂翻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，后由北京菩提学会印行。
在抗日战争期间，除在汉院讲学外，还编写了《藏文文法》、《藏文读本》，翻译了《入中论善显密意疏》等。又受东本格什嘱托，将《大毗婆沙论》二百卷译成藏文。又为讲授西藏的佛教历史，编写了一部《西藏民族政教史》。也曾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《藏文课本》八册，《常识课本》六册，并未出版。一九四八年暑假后，余将汉藏教理院事付托正果法师和开一法师等负责办理，遂到成都讲经，并加紧翻译《大毗婆沙论》。一九四九年夏译完，将译稿运往康定交格桑悦协保管，完成这件大事，不负东本格什之所托也。
一九四九年冬，四川解放后，我非常想家，因为多年来战火连绵，尤其我的家乡是日寇扫荡区，不知家中尚有人否，所以归心很切，急想回去看看。在旧历腊月初离开成都，经重庆、汉口、石家庄，一路很顺利，腊月底到家，幸老母尚健在，全家也粗安，不胜喜慰。在家住了月余，并探望了各处亲友。
一九五○年春，我来北京菩提学会参加了翻译组，替民委翻译文件。是冬，正果法师来京和我商议把汉藏教理院奉交西南文教处事，我完全赞同。遂将汉院交给政府，汉院的师生也由政府安排工作。汉藏教理院也就结束了。直到一九五四年间，翻译了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、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社会发展史》等，又将却扎编的《藏文辞典》译成汉文。又译出《五次第论》和宁玛派的《七宝论》。
一九五五年，为佛教百科全书撰稿十余篇。辞去了民族出版社的工作。
一九五六年秋，中国佛学院成立后，任佛学院副院长，兼讲授佛学课程，译了《四百论颂》、《入中论略解》、《俱舍颂略解》等。一九六六年，文化大革命中，佛学院解散后，我被打成黑帮，参加体力劳动。一九七二年，解除黑帮名义，恢复自由。一九七三年后，患心脏病，养病至尽。
法尊作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 |
发表于 2007-5-4 04:03
